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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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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22章 相互伤害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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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大汉的皇权没被关进笼子,反倒是学术自己先进去了。

    三家虽是戴着镣铐跳舞,回答完了殊途同归的政治正确,接下来就进入论三家之异的诘辩环节了。

    “所谓《左传》不祖孔子,而出于丘明也。”公羊派博士严彭祖如是说,公羊派不但要保住自家的博士位,还要极力阻止来打擂的挑战者。

    “然也,此书应该叫《左氏春秋》,为史书,入子部,而不该为《春秋左氏传》,入经部。“榖梁派的严更始亦如此言,他们家虽也是在野,但却想独被立为官学,加上敌视任弘,时刻想撤左传后腿。

    之所以抓住这点不放,因为数十年来,公羊、榖梁阻挠左传的理由都是一个问题:《左传》是否传自孔子?这在重师法的儒林是非常重要的,只有保证了师传,才能保证学说的纯粹性;只有来源于圣人的学说,才能跻身于意识形态领域;只有传授自孔子,才可能称为“传”。

    二人欺那刘更生年轻,故咄咄逼人。

    刘更生最初时还有点紧张,但毕竟是楚元王之后的刘姓贵族,不比匡衡这类寒士子弟,时常出入未央,老师带他出席的大场面也多,回答完“元年春王正月”后渐渐找到了感觉,此刻听两家忽然发难,遂不急不慌地说道:

    “士人通五经前,要先学《论语》,《孝经》,两位号称大儒,但怎会连《论语》都没学好?”

    刘更生一通讥讽后,正色诵道:“论语中《公冶长》一篇有言。巧言、令色、足恭,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;匿怨而友其人,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!左丘明乃是与孔子同时之人!”

    “而太史公书中又有载,孔子明王道,干七十余君,莫能用,故四观周室,论史记旧闻,兴于鲁而次《春秋》,上记隐,下至哀之获麟。有所褒讳贬损,不可书见,口授弟子。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,退而异言。”

    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失孔子真意,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,论本事以作传,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左传》为春秋之传,明矣!”

    “太史公书不可尽信。”

    严彭祖毕竟是博士,还是有几把刷子的,反驳道:“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,缪孔子言。”

    他还一一指出了史记上对于春秋之事,有三十一处不符的地方。

    刘更生则一一应答,认为这三十一处问题,正是司马迁未尽取左传,而另外不知抄录了什么史料才导致的,反过来证明左传在言史上的准确。

    眼看双方的争辩已经从左传是否是春秋的传,歪到了对太史公书的评价上,作为裁判之一的西安侯任弘示意乐官敲了下钟。

    仿佛听到了信号,一直静坐的孔子第十二世孙孔卬却忽然站出来说道:“陛下,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言行,除却《论语》外,尚有《儒家者言》,先父(孔安国)请求诸公卿大夫募求其副本,悉得之,乃以事类相次,撰集为四十四篇,称之为《孔子家语》。”

    孔卬说道:“《孔子家语·观周》载,孔子将修《春秋》,与左丘明乘,入周,观书于周史。归而修《春秋》之经,丘明为之传,其为表里!”

    这下严彭祖、严更始都默然不对,虽然他们怀疑孔安国在编撰《孔子家语》时塞进去了私货,但没有证据,孔氏亲自站台,证明左丘明与春秋关系匪浅,还能说什么:你孔家人懂个屁的孔子?

    倒是刘更生来了劲:“如此可知,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,亲见夫子。反倒是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,皆由孔子再传弟子所著。如今反谓《左氏》为不传《春秋》,岂不哀哉?”

    要论辈分?你们更小!

    这一篇言语,二严顿时明白,任弘恐怕和孔家力推的古文尚书暗暗看对眼了,大家都是古文经,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嘛。

    他们也没后世考据学家的本事,故并无一言回答,算是默认了刘更生的论述。

    “虽传自左丘明,然非先帝所存,无因得立,且师徒相传不明,恐有错漏遗失,早非圣人之意。”

    座上忽一人抗声质问,却是易学的梁丘贺,看来清流合力阻挠左传乃是大势。

    之所以特别提了”先帝所存“,是因为梁丘贺所学的田氏《易传》在汉文帝时就立为博士,历史悠久。

    刘更生反驳道:“荒谬,先帝后帝各有所立,不必其相因也,孝文不、孝景不曾立公羊,孝武也不该立么?”

    “至于传承,外人不明所以,认为左传中绝,然每一代先师皆能考证清楚。左丘明作《传》以授曾申,申传卫人吴起,起传其子期,期传楚人铎椒,椒传赵人虞卿,卿传同国荀子,荀子传北平文侯张苍,苍传洛阳贾谊,谊传至其孙嘉,嘉传赵人贯公,贯公传其少子长卿,长卿传吾师西安侯、京兆尹敞。”

    这下任弘可把荀子变成了祖师爷,正好能和荀学一些精髓扯上关系了,光靠一本左传,再怎么牵强附会塞私货,仍显得单薄,倒是将荀学里的内容加进去,便显得厚实自圆其说起来。

    “更何况,公羊、榖梁皆以口传,而左传以书传。”

    榖梁、公羊最初和春秋本经一样,是师徒口口相传的,估计是出于门户之见,害怕写在书简上的内容被他家窥了去,故敝帚自珍,虽然最初字数不算多,但《春秋》里记述了二百余年历史,又岂能统统背得?几代人下来肯定会有所错漏。而左传则是用古篆传承,再不济也比口述强吧。

    刘更生将这大帽子扣在了公羊、榖梁两家身上:“信口说而背传记,是末师而非往古,今日竟反诬左传传承不清?”

    眼看刘更生如初生牛犊越战越勇,老练的贡禹知道,不能再纠结于探根溯源上了。

    正好,唯一的主考官天子刘询翻到了春秋《僖公二十一年》,遂问道:“二十有一年夏,执宋公以伐宋。冬,公伐邾。楚人使宜申来献捷。十有二月癸丑,公会诸侯盟于薄。释宋公,何解?”

    问的是宋襄公泓之战,三家观念果然大相径庭。

    “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,临大事而不忘大礼,有君而无臣,以为虽文王之战,亦不过此也。”

    此乃公羊家的看法,他们以为,宋襄公遵守的是古老的规则,充满浓厚的道德色彩,因此《公羊传》在这件事上将他比为周文王。

    虽然孔子说周文王“近黮而黑”,但这大概是周文王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

    榖梁传则委婉批评了宋襄公:如果以礼敬人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,就应当反省一下自己对人的敬是否得当;总之,有了过失就应当改正,若不改正而重犯,这才是真正的过失。宋襄公就是这样有过而不改的人。

    轮到《左传》时,批评意味就更重了,借宋襄公的兄弟子鱼之口,痛斥宋襄公恪守古礼,对敌人心慈手软的行为是食古不化,迂腐败坏国事:“兵以胜为功!”简直是就是在说,成王败寇了。

    公羊派的贡禹也不管榖梁了,讥讽左传这是以成败论是非,而不本于义理之正,刘更生则引典反唇相讥,一时间不分上下。

    “公羊假仁,榖梁直率。”

    高坐乾位的刘询倒是心中门清,瞥了一边的任弘一眼:“倒是《左传》重视功利,推崇权谋,视足智多谋为善事,难怪西安侯会去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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